万历十三年的早春二月,凌云翼自日本返回述职,安南攻略也告一段落。黎朝光兴帝逃亡占城新州后逃入深山,平南公爵龚显已经移文占城三大土司,责令他们立即交出光兴帝和郑松。而远在欧洲的徐光启使团在春节前已经踏上了罗马的土地,即将觐见罗马教皇。
中洲大陆上大明王朝,经历了变法的第一波阵痛之后,已经初现市场经济的雏形。
随着银币“龙元”与小额银票的发行,大明市场从涩滞走向流动性充足;随着东北、西南两个方向的大移民深入开展,手工业学徒以及第一代“工人”的薪酬水涨船高;随着缅甸稻米、东北大豆和玉米以及官府力推普及的土豆、红薯大量种植,大规模的饥馁之忧亦不再现于世。
自万历九年已经出路端倪的盛世之像由是已经被朝野上下所肯定——“万历盛世”已经毫无疑问,至少在民间的口碑中,此际天下已经远迈国朝“仁宣之治”。
二月二十五日,内府统计局发布了《万历“二五年规划”的之回顾》并在报纸上广而告之,以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了如今盛世的荣景:
万历十二年,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万吨,为万历七年五倍,万历三年的十倍,隆庆六年二十五倍,西班牙、英国钢铁产量的八倍。
万历二年开始制定的“五年计划”,开始的时候只是挂在皇极殿的一张红绿色相间的图表,朱翊钧初始目的只是让群臣养成“计划——落实——反馈——改进”的“规划”意识和工作习惯而已。
但这张计划表经过“张居正考成法”以及“朱翊钧加强版考成法”的加成,自万历三年开始,就已经初具顶层设计的一切要素,这些年尤其是大变法后,逐渐成为指导朝廷施政的纲领性文件。
万历十二年,是第二个“五年规划”的收官之年,朝廷也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各地落实规划的情况进行调研,并依据调研成果起草新的五年规划,期间广泛征求朝野民意。
到最新规划出台时,已经成为目标清晰、路径明确、举措有力的发展纲要,若论起万历十三年最大的政治,那就是这一年是新的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。
二月二十六日,张居正离开了虎坊桥家中,先乘马车到西苑,然后在门外换乘肩舆入内办公——因其病体“初愈”,皇帝特旨赐“锦辇”,并赐罗盖等仪仗,张居正得以坐二人小轿直入政事堂。
西苑的春天来得比虎坊桥早一些似的,银杏树上的鹅黄比自家的好像颜色重些。张居正从轿子里出来,在被张四维、潘晟等人搀扶围绕的时候,颤巍巍抬头看了一眼。
他停下脚步,指着这棵树对潘晟笑道:“水濂兄,听说这棵平仲乃怀恩手植,如今百多年了。”
潘晟感觉身边搀扶的老人只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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