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让朝廷下弃保漕运的决心和让朝廷放弃运河,完全是两回事。京杭运河的功能,不仅是保漕粮运输,它还有一个作用不容忽视——将南北两京的空间距离拉的很短。
运河全部无法通航的时候,商贾行人在两地陆路通行时间从原先的十天一下子能拉长到一个月——这般低效绝对影响朝廷对整个江南这一赋税重地的治理,也影响南北的商品流通。
因此,潘季驯所谓弃保漕运,仅仅是说弃保漕粮运输。也就是说如果不用运河来运漕粮,那么就不必让三千里运河随时保持贯通状态——会极大的减少黄河的治理难度。
最初,为了满足朱翊钧保漕运、保祖陵、保民生的“三保”要求,潘季驯的第一版治河报告中,向朝廷提出的治河之法受限很大,他既不敢加高家堰大坝蓄水攻沙,又不敢扩大微山湖影响民生保运,因此所做的工作全数是小打小闹,修修补补,和朱衡的手段差不多。
即使朱翊钧这个半外行看来,这一版方案也无法解决黄、淮密集泛滥的问题。
万历时期的黄河,已经固定在新郑——徐州——淮安一线数百年,直到清末才在河南铜瓦厢再次决口北归,结束了黄淮合流的历史。
永乐十八年,成祖迁都北京,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命脉。而大运河中徐州到清口的长达五百里的运道,必须得到黄河水的接济才能保持畅通。
而黄河在两淮和鲁西南地区的横冲直撞,分流众多,严重影响漕运。
于是,这段时间明代朝廷的治水思路是“南堵北疏,抑河南行,以保漕运”,利用长堤约束,把淮河及其支流作为黄河洪水的下游通道。弘治帝和嘉靖帝分别修建金堤和南堤,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。
这样思路和做法,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将黄河的泥沙淤积到淮河下游,导致原来深广的淮河被淤积成地上河,淮河水系遭受了巨大破坏。而争不过黄河的淮河,又另辟蹊径,冲入长江,导致长江下游水流增大,给苏松地区也带来了巨大的防洪压力。
可笑的是,朝廷只要保住漕运,两淮地区生民之苦,根本不在明代朝廷的考虑范围内。永乐十四年,黄河在开封决口,泛滥十四州县,由涡河入淮。因未危及运道,当时朝廷居然听之任之,让黄河漫流四十余年,听之任之。
其后的正统、景泰、弘治、嘉靖年间,黄、淮河数次超级大水灾,朝廷的思路一直不变,仍以保运道为主,将黄淮大地的生民置之不理。
当时的豫东南、皖西北一带,简直成了水乡泽国,凤阳、泗州、淮安等地,长受灾患,朝廷漠视灾民流转哀号而不救。
后世广为流传的一段凤阳花鼓道出了明廷给生民带来的锥心苦楚:“说凤阳,道凤阳,凤阳本是个好地方,自从出了朱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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